郑州120延误事故背后,是在中国被忽视了30年的院前急救

2022-08-16 13:45

 『如果将北京的院前急救水平提升到日本、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的水平,每年可多挽救近1000人,如果提升到第一档的欧美国家水平,每年可多挽救2000多人。』

 
 
近日,因郑州市120接线员的迟钝、冷漠和不专业,导致一位20岁的大学生得不到救治而离世,深深刺痛了公众的心。
 
不过,在愤怒之余,我们可能得想一下:只是这个接线员的问题吗?
 
答案不是。整个中国的院前急救系统是全面性的拉胯,水平离欧美差着十几倍、20倍的距离,也远远不如东亚其它国家。
 
郑州:0.57%的OHCA存活率
 
很多人都打过120,笔者也打过一次120,那次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导致急性肠胃炎,痛得死去活来。
 
在打120的人群中,有一类人是最紧急、最危险的,那就是心脏骤停者,心脏骤停分为医院山体和医院外,院外心脏骤停(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)的英文缩写就是OHCA。OHCA的救治非常棘手,能够干预的时间窗口只有几分钟,每推迟1分钟,生存率就下降10%,错过时间就无可挽回。
 
所以对OHCA的救治被称为“急救中的急救”,而OHCA救治的指标比较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院前急救能力。
 
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,正好看到了一篇文章(来源附后),统计了郑州城区 2016 年 9 月 10 日至 2017 年 9 月 9 日院外心脏骤停患者( OHCA) 的急救情况,其数据为搜集急救中心数据和医院病历,共录入 4317 例 OHCA 案例,而仅有 14 例( 1. 33% ) 出现自主循环恢复,其中 6 例( 0. 57% ) 出院存活。
 
0.57%的出院存活率!换句话说,如果一旦有人发生心脏骤停,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办公场所,被救回来的概率可称得上“渺茫”。
 
郑州好歹也是个二线城市,其它更小的城市、小县城,当然也不乐观!
 
那么,中国的一线城市会不会好很多?其实也不是,根据统计,同时期存活率北京为 1%,浙江为0. 8%;另一项数据认为2013年北京的出院存活率为1.3%,总之都不高。
 
当然,一线城市近年做了不少工作,数据可能会有可见提升。
 
2020年有专家表示,中国OHCA生存率为1.3%。
 
目前国内这些研究的样本量都不大,数据并不全面,但中国是 “差生”是肯定的,看以下对比便知。(以下会使用出院存活率或30天生存率,这两个概念有差异,概念的使用遵循资料原文,仅供参考)
 
2013年,马来西亚的生存率是0.5%,可以说,当年郑州和马来西亚的水平差不多;
 
日本的一项研究,对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9303名成年OHCA患者的统计,30天生存率为7.1%;
 
新加坡的数据,2014年OHCA患者的存活率为13.8%;
 
根据中国台湾的数据,近年台湾OHCA存活率在1~7.2%之间。当然,台湾市县能力也有差异,比如位于前列的新竹市2021年的救活率是31.41%,完全康复率更是从2011年的0.4%提升至2021年的8.01%。
 
欧美国家则做得更好。丹麦通过10多年的努力,OHCA的30天存活率从2011年3.8%提到升2014年的12.7%。
 
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报告,2015年OHCA的出院存活率大概是10.6%。但各州水平有差异,比如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,纽约OHCA患者的出院生存率为16.6%,华盛顿、西雅图等城市更优秀,在全球都是第一档,比如2016年华盛顿完整生存率高达44%。
 
整体来说,近年来(2017年前后)根据北美、亚洲和欧洲的报告(排除异常值),生存率低至1.1%,高至26.1%,中间有24倍的差距。
 
即使考虑到近年我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建设,目前仍然是最差一档。
 
这个数据如果换算成人命,就是北京市大概每年发生心脏骤停人数为9154人,估计目前的院外急救水平(按2%算)只能救回不到200人,如果提升到东亚其它发达国家的水平,每年可多挽救1000人左右,而如果提高到水平最高的那档(按26%算),那么足足可多挽救2000多人。
 
 
中国的OHCA存活率为什么这么低?
 
中国的OHCA的救治成功率和发达地区差了十几倍到20倍的距离,这显然不是受中国医院或医生的治疗水平影响,这方面和欧美国家的差距没那么大。
 
其关键的原因在于,OHCA由于急救的时间窗口短,更信赖于院前救治,而在院前救治中,有多个紧密相扣的环节需要快速启动,这些环节在业内被称为“生存链”。
 
OHCA的生存链包括早期识别和启动应急反应系统(呼叫120,120快速调度资源),高质量的心肺复苏(目击者和医护人员)、快速除颤(使用AED)、基础与高级急救医疗服务、高级生命支持和心脏骤停后救护。
 
而对于中国来说,虽然各个环节都还需要提升,但最迫切的还是前3个环节,具体来说指提高目击者参与心肺复苏的比例和质量——包括在接线员指导下的目击者心肺复苏,对公众和专业医护人员进行技能培训(没错,目前专业医护人员的心肺复苏质量也欠佳)、公共场所更多配备AED设备等。
 
根据数据,目前我国目击者参与复苏的比例仅有4.2%~11.4%,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1.2%~73.0%,这是导致我国心肺复苏效果低下的主要原因。
 
公众参与心肺复苏,不仅是要进行正确的技能培训,还要解决一系列问题,包括难以识别心脏骤停、担心对患者造成伤害、受情绪困扰以及不愿意进行口对口复苏。要解决这些问题,需要接线员的技术指导和鼓励,另外,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持续宣传,营造公众参与的氛围。
 
据统计,澳大利亚近80%的人参加过急救培训,急救持证率达28%。荷兰要求10 岁儿童就要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与技能。
 
中国只在一些大城市开设了急救知识的培训点,但参加的人数仍然非常有限。
 
 
120需要系统性的改革
 
最后说回120的问题,这确实也是中国急救系统中的一个短板。
 
首先是资源的不足。根据数据,发达国家平均每名急救人员负责1 万人口的急救工作,而我国平均每名急救人员却需要负责约11 万人口的急救工作。
 
目前,各大城市救护车的反应时间仍有待提高。比如根据上述研究,郑州市急救车的反应时间相对较长,50% 的救护车反应时间超过北美地区建议的8分钟以下,这种情况即使赶到,成功率也很低,就算活过来预后也很差。
 
从最近郑州以及北京顺义120事件的情况来看,目前中国120接线员在急救方面的专业素养十分堪忧,这个可能已经不只是“个人素质”的问题,而是涉及到整个120体系的招聘、培训和运营管理的系统性问题。
 
比如通过搜索招聘就知道,中国不少地方的120接线员都是合同工性质——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临时工,招聘时对专业能力要求很低,甚至并不要求是医学专业。
 
某社交媒体认证为急诊医生的“急诊夜鹰”表示,接线员是个相对边缘化的职业,待遇也比较低,大多年收入在4-7万元。
 
并不是说工资低就可以没有责任心,而是说这么低的待遇,一方面能看出对这个岗位在体制内的地位,另外,这种待遇也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。
 
种种事件都表示,120是个系统性的问题,而不是某个城市或某个人的问题。
 
“急诊夜鹰”表示,诸多事件应该引起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,采取根本性措施,实现120系统的新变革,以满足人们对于生命安全保护的期待。
 
希望通过持续努力,让中国的急救系统能有大的提升,真正和一个大国、强国的形象匹配起来。
 
参考资料:《Acting on the Call- 对2016年全球心肺复苏联盟会议内容的更新》
 
张茂, 陈玉国. 积极推进复苏中心建设,加速急诊医学科发展 [J] .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
 
张思森,心搏骤停患者院前急救现状调查研究[J],河南医学研究杂志,2019(4)